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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医生因漏诊被判刑，患者就能得到更好的治疗？
2026年6月，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医生韩杰结束了一年的牢狱生活。
出狱后，他发表《还原患儿就诊始末》，称自己“认可诊疗疏漏，但不承认严重不负责任”，并准备申诉。这件事很快引发舆论关注。
很多医生和普通民众公开声援韩杰，认为医生也是人，不可能永远不犯错。如果一次漏诊就可能坐牢，以后谁还敢做医生？
当然，也有人认为，一个两岁半的孩子因为漏诊死亡，医生既然犯了错，就应该坐牢。作出这一判决的法官，显然持后一种观点。
我们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。
2024年2月17日凌晨3点左右，一名2岁6个月男童因持续呕吐、呕吐物中带有血丝，被家人送到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急诊。
此前，孩子已在当地另一家医院就诊，被诊断为胃肠型感冒，回家后症状却越来越重。
当晚接诊的是儿科医生韩杰。他没有直接给孩子输液，而是要求先拍腹部立位片。
检查结果提示肠梗阻，随后，他以肠梗阻、急性胃肠炎、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等初步诊断将孩子收入儿科住院，给予禁食、抗感染、护胃、补液等保守治疗。
当天早上，上级医生罗某接班。韩杰向其汇报病情，两人一同查房。
罗某查看了病历和检查结果，没有改变治疗方案，仍然决定继续补液、观察。
韩杰完成病历记录后下班。
下午1点左右，孩子病情明显恶化。根据患儿父亲的说法，当时护士在病区没有找到负责的儿科医生，后来带着他们去了医院另一栋楼，找到一名外科医生。
对方看过片子后怀疑是肠套叠，认为医院没有相应的治疗条件，建议立即转往南昌的江西省儿童医院。
医院没有安排救护车，也没有医护人员陪同转运。
下午2点多，家属自行驾车带孩子赶往南昌，距离江西省儿童医院还有十分钟车程时，孩子失去意识，出现呼吸心跳骤停。
下午4点20分左右，孩子被送进抢救室，但此时已没有呼吸和脉搏，最终抢救无效死亡。
江西省儿童医院的急诊病历显示，诊断包括呼吸心跳骤停、感染性休克、肠梗阻、嵌顿性腹股沟疝和多脏器功能衰竭。
患儿死亡后没有进行尸检。此后的死亡原因和病情发展过程，主要依据临床资料和鉴定意见作出判断。
2024年6月，抚州市医学会认定该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医方承担主要责任。
2025年1月，受法院委托，江西开元司法鉴定中心认定，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存在漏诊、延误病情和未及时手术治疗等过错，其诊疗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因果关系，建议过错参与度为75%。
患方另外提交的《专家意见书》则建议，医方过错参与度为85%至95%。
最终，法院酌定抚州健强第五医院承担85%的民事责任，赔偿患儿家属146万余元。
临川区卫健委也分别对韩杰和当班上级医生罗某作出警告、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。
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。
2025年6月10日，患儿家属持鉴定报告向公安机关报案，警方立案调查。第二天，韩杰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，随后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刑事拘留。
2025年11月17日，临川区法院一审认定韩杰在接诊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，违反诊疗常规，漏诊、延误病情，导致患儿病情恶化死亡，构成医疗事故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并禁止其三年内从事医疗行业。
韩杰不服，提起上诉。2026年5月28日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网传判一缓一是误传，实为一年实刑。
了解完整个过程，我不认为韩杰完全没有错。
患儿已经被检查出肠梗阻，韩杰却没有检查腹股沟，也没有及时请外科会诊，这显然属于诊疗疏漏。
而且，检查腹股沟既不昂贵，也不复杂，只是一次最基本的体格检查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把这次漏诊简单解释为“医学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”。
韩杰应该为自己的疏漏承担责任。但就目前公开的信息，我坚决反对以医疗事故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
法院为什么认定他有罪？
法院认为，韩杰没有检查患儿腹股沟，没有安排必要的B超、CT等辅助检查，发现肠梗阻后没有请外科会诊，属于严重违反诊疗规范。作为首诊医生，他的责任也不能因为交班而自动终止。
二审期间，检方还提交了涉事医院2021年至2024年的十余份儿科住院资料及相关诊疗规范，用以证明韩杰此前接诊过肠梗阻患儿，知道此类患儿需要进行腹部触诊和相关辅助检查。
这些证据足以证明韩杰存在明确的诊疗过错，却未必足以回答两个刑事问题：
1、他的疏漏是否已经达到“严重不负责任”的程度？
2、他的个人过错与患儿死亡之间，是否存在排除合理怀疑的直接因果关系？
请注意，这起事故不是只经过了韩杰一个人。
韩杰完成初步诊断后，已经把患儿交给上级医生。上级医生参与查房，查看了病历和检查结果，仍然决定继续原来的治疗方案。
如果当时腹股沟已经出现明显包块，为什么上级医生同样没有发现？如果当时还没有发生嵌顿，那么嵌顿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
下午患儿病情恶化时，韩杰已经下班。此时负责患儿的是谁？
家属反映情况后，为什么一时找不到医生？
医院认为自己没有条件治疗，面对一个病情正在迅速恶化的孩子，为什么没有安排救护车、医护人员陪同和基本的转运保障？
这些都是患儿从入院到死亡这条医疗链上的问题。
所以，韩杰有错，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。
民事判决认定的是医院整体存在过错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也是医院。为什么到了刑事追责阶段，刑事责任最终只落到了首诊医生韩杰一个人头上？
更何况，有诊疗过错，不等于构成医疗事故罪。
医学不是在结果已经发生之后，根据答案倒推过程的考试。
患儿没有进行尸检，嵌顿性腹股沟疝究竟何时发生、何时发展到足以危及生命，目前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答案。
在民事案件中，只要能够证明医院的诊疗过错很可能导致了患者损害，就可以要求医院赔偿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却要高得多。
一个人是否应当失去自由，不能建立在“很可能”之上，而应当排除合理怀疑。
家属失去了一个孩子，这种痛苦没有任何赔偿可以弥补。他们希望有人为孩子的死亡承担责任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但刑法不是用来给悲痛寻找对等代价的工具。
我反对对韩杰判刑，不只是因为同情他的遭遇，更因为这份判决可能改变所有医生今后的选择，而改变之后的成本，最终会由每一个患者承担。
过去这些年，整个社会都在反对过度医疗。很多患者抱怨，到医院看一个普通的病，却要抽好几管血，做B超、CT甚至核磁共振。
几百元、几千元花出去，最后医生告诉你没有大问题。患者认为医院只想赚钱，医保部门也在不断限制不必要的检查和治疗。
可韩杰案之后，医生为了自保，会更倾向于防御性医疗，其中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增加排除性检查。
理由显而易见：少做一项检查，一旦漏诊并出现严重后果，医生可能丢掉工作、失去执业资格，甚至坐牢；
多做十项检查，即使其中大部分最后证明没有必要，费用主要由患者和医保基金承担。
医生也可能被投诉、被医保审查，但与漏诊致死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相比，多开检查显然更加安全。
两种风险放在一起，如果你是医生，你会怎么选？
接下来，医患关系就会进入一个死循环。
患者花了很多钱，最后什么病都没有，会怀疑医院过度检查；
一旦投诉，医生又要证明每项检查都有必要。少做了，可能因为漏诊被追责；做多了，又可能因为过度医疗被投诉。
医生被夹在中间，最安全的选择只能是：复杂患者不接，高风险患者尽快转院，能住院观察就不在门诊处理，能会诊就不独自判断。
最后，我们得到的不会是一群诊断能力更强的医生，而是一群越来越谨慎、越来越不愿意承担风险的医生。
医生和患者，也会越来越像彼此防范的对手。
用刑法逼迫医生追求零漏诊，最后得到的不会是零漏诊，而是零容错、过度检查和层层转诊。
下一个医生为了避免成为韩杰，会为下一个患者开出更多检查。
而下一个患者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。
今天就这样吧。